一个人，慷慨赴死前，没有留下豪言壮语，而是写下了两万字的"认怂"——他说自己不适合搞政治，说当领袖是个"误会"。
就是这个人，却在枪口前坦然坐下，对士兵说了句："此地甚好，开枪吧"。
他就是瞿秋白，为何他就义后毛主席却说：以后少纪念他呢？
枪声响起那年，他才36岁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天气晴好。
一个穿着黑色短褂的男人，被一队士兵押着，走向城外的罗汉岭。
这个人走路不慌，步子稳，一路用俄语低声唱着歌。唱的是《国际歌》，那首被他亲手译成中文的歌。周围押解的士兵，有人侧头看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到了罗汉岭，四周都是山，草地绿得很深。
行刑的士兵按规矩喝令跪下。
他摇了摇头，没有跪，整了整衣服，在草地上盘腿坐下来。环顾四周，望了望远处的青山，转过头对准备行刑的士兵说了一句话：
"此地甚好，开枪吧。"
枪响了。
那年他36岁。
这个人就是瞿秋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那个年代最有才华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一。他翻译了《国际歌》的中文歌词，主编过《新青年》，在党最危急的时刻主持过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会议。
按理说，这样的人牺牲后，应该被永远铭记、大力纪念。
毛主席1950年题写了"瞿秋白同志千古"，那是相当高的评价。
可到了1962年，毛主席却在一次内部谈话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要少纪念他，多纪念方志敏。"
从"千古"到"少纪念"，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是怎么走上革命路的
要搞清楚这件事，得先说说瞿秋白这个人。
他1899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家里曾经是大户，到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落得很厉害了。
父亲是个画家，性子散漫，养家的事基本指望不上。家里越来越穷，母亲撑着撑着，实在撑不下去了。
瞿秋白15岁那年，母亲选择了自尽。
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是刻进骨子里的那种。从那之后，他整个人都带着一股说不清楚的忧郁劲儿。朋友说他内敛，说他心思重，说他不像那种天生就适合冲锋陷阵的人。
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他最喜欢的事，是读书、写作、翻译，还有篆刻。闲下来的时候，他可以对着一方石头刻上大半天，一声不吭。他的文章写得极好，逻辑清晰，文采也有，党内写东西没有几个人比得过他。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他还在北京。那个年代，读书人很难置身事外，满街都是游行的学生，满报纸都是救亡图存的呼声。他被卷进去了，不完全是主动，也不全是被动，是那个时代推着他走的。
1920年，他以记者身份去了苏联，做采访报道。
这一趟对他来说是个转折点。
他亲眼看见了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样子，看见了一种真正在运转的新社会模式。那些书本上写的主义，在那里有了具体的形状。他在苏联待了将近两年，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
回国之后，他很快成了党内的核心笔杆子。
翻译《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就是这个阶段完成的。
这首歌的中文版从词义到韵脚，改了很多遍，最终定稿的版本在中国传唱了几十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瞿秋白的工作。
他还主编了《新青年》，给各种进步刊物供稿，在上海、北京的革命圈子里，他的名字越来越响亮。
那次会议，他不得不站出来
1927年是个极其惨烈的年份。
4月，蒋介石发动了针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清杀，史称"四一二政变"。上海、广州、武汉，各地都有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党内一片慌乱，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路线上也出了大问题，领导层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错过了一些本可以改变局势的时机。
这种局面下，党迫切需要一次会议来重新确立方向。
1927年8月7日，汉口，"八七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纠正此前的错误路线，明确往后该怎么走。会议上，瞿秋白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之前的右倾机会主义，力主要用武装斗争来对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
会议结束，他在事实上接替了陈独秀的位置，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那年他28岁。
一个本质上更喜欢文字工作的人，突然要去处理武装斗争、党内纷争、敌人围剿这些硬碰硬的事情，难度可想而知。
瞿秋白并不是没有能力，他聪明，有理论功底，对大局的判断也不差。但他自己心里清楚，他不是那种天生的政治斗争型人物。
他在后来的文字里提到，那段时间他"疲倦"，不是身体上的那种累，是一种更深的、来自内心的消耗感。
他领导党的时间并不算长，1928年前后，随着党内路线调整，他逐渐退出了核心领导岗位，转而继续做文化宣传工作。
后来他和鲁迅走得很近，两个人一起翻译外国文学，一起搞左翼文化运动，那段时间他反而状态不错，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上。
1934年，中央苏区被围剿，形势危急，党决定长征。
瞿秋白因为肺结核，身体状况不允许长途行军，被留了下来，继续在南方坚持工作。
1935年2月，他在福建被捕。
那两万字，说了什么
被捕之后，国民党方面对他进行了多次劝降，想让他公开转变立场，为当局背书。
瞿秋白没有接受。
在被关押的几个月里，他写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篇题为《多余的话》的长文，将近两万五千字。
这篇文章没有高喊口号，没有慷慨激昂，通篇都是一个人对自己这辈子的审视和坦白。
他说：他这辈子真正热爱的是文学，是艺术，是那种安静的、与文字打交道的生活。去搞政治斗争，是被时代裹挟进去的，不是他本人最深的意愿。
他还说：当上党的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的性格和志趣，其实并不适合这个位置。
他还用了一个词形容自己——"半吊子的文人"。
这话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算是相当罕见的自我剖析了。一个已经被捕、即将面对死亡的革命者，没有在文字里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是把自己最真实、最软弱的那面摊开来写。
他说他累了，说这么多年的政治生涯让他疲惫，说自己内心深处始终有一部分没有办法完全融入那种高强度的斗争生活。
这篇文章后来争议极大。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令人敬佩的真诚；批评者认为这是动摇，是对革命信仰的消解。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篇文章甚至被断章取义，扣上了"叛徒自白"的帽子，成了攻击他的材料。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在文章里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没有透露任何一条组织信息，没有说任何一句有利于敌人的话。他只是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用文字留了下来。
写完这篇文章没多久，他被押赴刑场。
走到罗汉岭的时候，他唱的还是《国际歌》。
那句"少纪念"，背后是什么
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主席亲笔题写了"瞿秋白同志千古"。
这个评价放在当时，份量很重。说明在那个阶段，党对瞿秋白的历史功绩是充分肯定的。
196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当时国内外都处在高压状态，经济困难，边境紧张，整个社会需要凝聚力，宣传口需要树立那种能够激励人心的榜样形象——一种简单、纯粹、没有任何杂质的革命英雄形象。
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格。那本书里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情，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读起来热血沸腾，情绪感染力极强。那是那个年代宣传工作最需要的东西。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则完全是另一种气质。里面有太多自我怀疑，太多疲惫感，太多对自身局限的坦白。这种东西，放在需要鼓舞士气的时候，确实不好用。
毛主席说"少纪念他"，更多是从宣传需要的角度出发，并不是全面否定他的历史贡献。
但这句话在后来的特殊历史时期，被一些人拿去做了另一种解读。
《多余的话》被定性为"叛徒告白"，瞿秋白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他的墓被砸毁，骨灰受到冲击，曾经与他共过事的人，连公开为他说话都要冒风险。
一个在枪口下仍然坦然坐下、从容就义的人，死后几十年，却因为生前写了几万字的真心话，背负了这样的骂名。
历史最终还了他公道
1980年，中共中央专门对瞿秋白案进行了复查。
复查结论用了"四个没有"：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没有为敌人效劳。
这四句话，把此前扣在他身上的所有不实指控，逐条否定了。
1985年，瞿秋白牺牲整整50周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正式的纪念大会。官方给出的定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个评价，是他应得的。
很多人讨论瞿秋白，喜欢纠结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英雄？写了那样的文章，承认自己疲惫、迷茫、觉得自己走错了路，这样的人，配不配被纪念？
这个问题其实问反了。
一个人在死之前，把自己最软弱、最真实的那面写出来，不遮掩，不包装，不用豪言壮语来给自己镀金——这本身需要的勇气，不比在枪口前坦然倒下少。
他写《多余的话》，不是因为他怕死，也不是因为他动摇了。他上了刑场，在最后的时刻，选的还是那首他亲手翻译的《国际歌》。
他只是在就义之前，想做一次真正诚实的自己。
这样的人，历史用了整整50年，才听懂他说的话。
参考资料
《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关于瞿秋白同志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1980年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瞿秋白纪念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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